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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: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
59岁女性患者,慢性病程,反复发作;咳嗽咳痰伴喘息为主要表现,反复发作;影像学表现为右肺支气管扩张伴感染,右肺下叶不张,大量脓痰,管腔狭窄;血嗜酸性粒细胞及肿瘤指标明显增高;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,肺部病灶缓慢进展。感染or非感染?是否为肿瘤?
一般情况
患者,女性,59岁,退休教师,2021年2月8日因“咳嗽伴气促1年,加重2周”入院。
有癫痫病史10年,长期口服苯妥英钠治疗,有哮喘病史6年,平时使用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320μg/9μg 1吸bid治疗,否认高血压、糖尿病病史,否认肝炎、结核等传染病史;否认手术外伤史,无药物食物过敏史。
家中环境卫生,无潮湿,无圈养鸽子史,否认吸烟及饮酒史,否认疫区、疫水接触史,否认毒物、放射性物质接触史。生育史无殊,家族史无殊。
第一次住院:患者2020年3月11日,因咳嗽咳痰伴喘息,不伴畏寒、发热,就诊于当地医院。胸部CT提示右肺上、下叶炎性病变,右肺门及纵隔稍大淋巴结(图1),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抗感染、利尿等治疗,稍好转,出院。
图1 患者胸部CT(2020-03-11)
第二次住院:患者2020年5月14日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加重,伴胸闷气促,不伴有畏寒、发热。就诊于上海某医院,查胸部CT示:右下叶支气管阻塞,右肺下叶不张范围较当地医院增大,右肺上叶多发病变。予头孢联合左氧氟沙星抗感染治疗,并进一步完善检查。2020年5月19日于上海某医院支气管镜检查可见右下叶开口黏膜肥厚水肿,管腔内见大量黄色脓痰及痰栓堵塞管腔。肺功能检查示轻度限制性功能障碍,弥散功能正常,气道阻力升高。抗感染治疗后症状缓解,出院。
第三次住院:2021年1月20日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加重,伴喘息,不伴有畏寒、发热;就诊于当地医院,查胸部CT提示右下肺占位病变,进一步查肿瘤指标提示CEA 26.23 ng/ml(↑),CA199 94.32 U/ml(↑)。予头孢联合苹果酸奈诺沙星抗感染治疗,并进一步完善检查。
2021年1月29日当地医院气管镜检查发现中叶支气管黏膜稍充血,右肺下叶内、后基底段支气管开口狭窄,未见明显新生物,管口见大量白色黏液及絮状分泌物涌出,吸引不尽,管腔狭窄,支气管镜身无法通过。后续BALF病原学结果:①细菌培养:草绿色链球菌;②真菌培养:阴性;③结核菌涂片:阴性;④mNGS:曲霉菌属(序列数6406),烟曲霉(序列数83)。
2021年1月29日当地医院支气管镜病理结果:(右肺下叶内后段刷检及灌洗液)涂片中见破碎的纤毛柱状上皮细胞、炎细胞及红细胞,部分细胞退变核大。
2021年2月8日,患者咳嗽、喘息症状无改善,遂至我科进一步治疗。
中老年女性,慢性病程,反复发作;
既往有癫痫及哮喘病史,长期规律用药;
咳嗽咳痰伴喘息为主要表现,反复发作;
影像学表现为右肺支气管扩张伴感染,右肺下叶不张,镜下可见大量脓痰堵塞管腔,伴管腔狭窄;
血嗜酸性粒细胞及肿瘤指标明显增高;
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,肺部病灶缓慢进展。
专家讨论
罗益锋教授:患者BALF mNGS检测出曲霉菌属序列数为6406,我认为这是有临床意义的。患者胸部CT显示右上肺有中央型支扩表现,周围局部有渗出,右下肺支气管引流不通畅,有脓性分泌物堵塞,结合其他临床检查结果,首先需要考虑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(ABPA)的可能性。另外,肿瘤标志物异常是否提示肿瘤?从右上肺的病灶来看,不考虑是肿瘤,但右下肺支气管有实变、不张,建议再行增强CT检查,可能有助于诊断。单纯的肿瘤标志物异常不能作为肿瘤诊断的依据,CA199升高也并不非常显著,其临床意义可能有限。CEA为26.23 ng/ml,有一定程度升高,而且CEA的特异性较高,确实提醒我们注意肿瘤的可能性。CEA升高往往提示腺癌,但从患者右下肺的实变与不张情况来看,可能是中央型支气管堵塞,如果考虑肿瘤,中央型鳞癌的可能性大一些,但也不排除腺鳞癌的可能,但单纯CEA升高至目前的26.23 ng/ml,我个人暂时不考虑肿瘤,因为既往我们曾接触过ABPA以及间质性肺疾病患者CEA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高。从一元论的角度分析,我个人更倾向于ABPA导致的肿瘤标志物的轻度升高。目前还是考虑气道感染性病变的诊断,我个人认为曲霉感染的可能性较大,是否合并非感染性疾病,目前不能完全排除,因为患者的嗜酸细胞比例较高,是否有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(EGPA)的可能性,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检查进行鉴别。
钱雪峰教授:目前来看,患者病程较长,当前阶段的抗感染效果并不特别满意,也并未培养出有意义的病原菌,BALF mNGS检出曲霉序列,序列数相对较高,肿瘤标志物升高,患者持续有咳嗽咳痰症状,从目前的资料分析,很难排除曲霉感染。mNGS检出了高序列数的曲霉菌,但却没有培养出来,这是令我疑惑之处,因为曲霉在一般的培养基上能够很好生长。
张妍蓓教授:首先,对于目前BALF NGS检测到较多序列数曲霉属,患者临床表现基本符合ABPA的诊断。患者有哮喘病史,咳嗽症状长达1年,结合纤支镜的检查结果,吸痰后患者症状缓解,遗憾的是,当地医院在治疗后没有复查胸部CT。当转至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时,肺部病灶进展,右下肺病变较前增大,所以我认为诊断ABPA是没有问题的。其次,诊断方面可以排除肿瘤。患者病程中做了两次纤支镜,第一次没有送病理,可能原因是并未发现新生物,第二次纤支镜病理并未找到癌细胞。临床上很多ABPA患者的CEA也有轻微升高,治疗后CEA下降,病灶也缩小。所以我认为该患者不是肿瘤。第三,ABPA的诊断较为明确,可能合并呼吸道常见细菌感染,而不是非感染性疾病。
患者经当地医院治疗后,自觉咳嗽、喘息加重,否认畏寒发热,否认肌痛、肌无力,否认鼻塞流涕、耳鸣耳痛等不适;就诊于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,查胸部CT示:右肺支气管扩张、右肺下叶不张范围较前增大。于2021年2月8日以“支气管扩张伴感染、右下肺不张”收入院。患者自起病以来,精神、食欲、睡眠一般,二便正常,体重较前下降5 kg。
T 36.7℃,P 89次/min,R 22次/min,BP 132/81 mmHg,SpO2(鼻导管3 L/min)95%。神志清,精神可,体型消瘦,轮椅推入病房;头颈部查体(-);右下肺可闻及湿啰音;心律齐,各心脏瓣膜区未闻及额外心音及病理性杂音;腹软,无压痛、反跳痛及肌紧张;全身无皮疹,双下肢无水肿;生理反射存在,病理反射未引出。
肿瘤全套:CEA 38.65 ng/ml,CA125 60.8 U/ml,CA199 254.14 U/ml,SCCA 2.0 ng/ml。
病原学:新型/哥特隐球菌荚膜抗原阴性,T-SPOT阴性,G试验37.5 pg/ml,GM试验0.36。
NK细胞KIR受体及功能检测组套(流式):颗粒酶B+ 63.7(↓),穿孔素+ 78.2(↓)。
CART细胞因子:IL-4 1.5 pg/ml,IL-6、IFN-γ、IL-2、IL-10、TNF-α、IL-17A均未检出。
胸部CT:右肺支气管扩张,右下叶不张,周围可见结节状及斑片状高密度影,边缘模糊(图2)。
图2 患者转入本院后胸部CT
入院诊断
支气管扩张伴感染,右肺下叶肺不张。
2月10日风湿基本组套提示核小体阳性,ANCA阴性,总IgE 478.8 IU/ml。用甲强龙40 mg/d,并予抑酸、护胃、补钙等治疗。
肺功能检查提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,最大分钟通气量偏低,弥散功能稍偏低,支气管舒张可疑阳性。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提示FeNO轻度增高。
图3 患者纤支镜检查
修正诊断
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(ABPA)。
讨论二:
(1)ABPA可否解释全貌,尤其是气管镜下右下叶狭窄可否用ABPA解释?
(2)纤维支气管镜对于ABPA的诊断和治疗有无意义?
(3)患者肿瘤标志物CEA异常,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?
专家讨论
图4 患者胸腹部增强CT(2021-02-20)
讨论三:
对于ABPA,是否进行后续的激素及抗曲霉治疗?剂量和疗程如何选择?
专家讨论
Doctor X:如果患者能够取到比较深的组织进行活检,可能曲霉方面的问题就会更明确。按照专家共识的推荐,激素和抗曲霉治疗的疗程都会比较长,可能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,激素治疗剂量为0.5~1.0 mg/(kg·d),尤其是患者肺部已经出现结节样病灶,以及小的空洞形成,说明患者的病程已经很长。抗曲霉菌药物可选用伊曲康唑、伏立康唑,定期进行观察和随访。
罗益锋教授:2016年IDSA指南提到关于ABPA的治疗,指南将ABPA分为急性和慢性,如果患者气道内的急性病变比较明显,该指南推荐的首选药物应该是伊曲康唑口服液,疗程至少16周,具体还要根据患者的影像学、气管镜等临床情况来决定最终的疗程。对于急性ABPA,推荐的激素剂量是0.5 mg/(kg·d),2周后开始减量,总的疗程至少3个月。对于慢性ABPA,推荐的激素剂量是10 mg/d,疗程至少3个月。伏立康唑可以作为替代方案。
张妍蓓教授:ABPA的基础治疗还是激素,我们使用的剂量是0.5~1.0 mg/(kg·d),考虑激素的不良反应,大部分选择0.5 mg/(kg·d),一般疗程为3~6个月。如果患者病情稳定,可以减量。抗真菌治疗并非主要的治疗方法,伊曲康唑口服液同步治疗可以降低激素的使用量。
2021年3月22日胸部CT:右肺支气管扩张,较前(2021-02-20)明显吸收好转,右肺下叶不张较前改善,周围可见少许结节状及斑片状高密度影(图5)。
图5 患者胸部CT(2021-03-22)
2022年1月24日胸部CT:右肺支气管扩张,较前(2021-03-22)稳定,右肺下叶不张较前仍在吸收好转,周围可见少许结节状及斑片状高密度影(图6)。
图6 患者胸部CT(2022-01-24)
讨论四:
(1)关于真菌感染,ABPA与CEA的关系?
(2)奥马珠单抗在ABPA治疗中的剂量和疗程是?其地位如何?
专家讨论
Doctor X:在ABPA患者中CEA升高如此明显的情况比较少见。在后续随访过程中有没有复查CEA是否有下降趋势?
张晓辉医师:在患者住院过程中,我们也注意到CEA确实非常高,所以在出院前再次复查了CEA,结果为24.98 ng/ml,较入院时(38.65 ng/ml)明显下降。
Doctor X:CEA如果在短时间内已经有下降趋势,我认为可以排除肿瘤。如果是肿瘤,CEA会变化不大或者继续升高。为什么ABPA患者会出现CEA的明显升高呢?我考虑是否为类似于慢性肺部炎症的疾病,与肿瘤发生机制之间有某些共同的信号通路,尤其在间质性肺疾病中可能常见,导致了CEA的升高。需要检索相关机制方面的基础研究进一步探讨。关于奥马珠单抗应用的问题,大部分ABPA患者对激素联合抗曲霉菌治疗的反应较好,推测是否是在对激素治疗反应不佳的患者中尝试性使用。
罗益锋教授:我们在临床上有遇到个别的ABPA病例,其CEA有一定程度升高,但一般较少超过20 ng/ml,这例患者CEA确实升高很明显,治疗后有下降趋势。后续随访时还是建议复查CEA,以便了解病情。2022年1月随访发现患者下肺病变基本吸收,仅遗留部分支扩的改变,如果CEA水平降至正常,则其与本次ABPA发病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,具体机制推测是否与某些通路激活有关。对于该患者,如果激素联合抗曲霉治疗后病情能够得到控制,哮喘明显改善,IgE水平明显降低,可能就不需要用奥马珠单抗治疗。如果治疗后患者哮喘症状改善不甚理想,IgE水平仍然很高,奥马珠单抗也可以尝试应用。
钱雪峰教授:该病例除了CEA,还有CA199、CA125的增高,肿瘤标志物与ABPA之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特别清楚。是否为真菌与糖肽类之间可能有交叉抗原,所以检测结果偏高,但其实并非真正的CEA或CA199升高。
张妍蓓教授:最初我笃定患者不是肿瘤是因为我们收治过类似患者,CEA最高甚至超过60 ng/ml,经过治疗,在两三个月内逐步下降,且与血清IgE同步下降。在教科书中有关ABPA部分确实也提及了CEA的增高,但并未说明机制。我考虑长期吸烟以及间质性肺炎等可以导致CEA增高,但不知是否与此有关。我们收治的病例经过治疗后,在支气管扩张中的痰栓变为空洞后CEA恢复正常。
下图为患者CEA与嗜酸性粒细胞的关系。患者病灶控制不理想时,嗜酸性粒细胞明显增加。治疗后,病情得以控制,嗜酸性粒细胞逐渐减少,CEA水平也随着病灶吸收而逐渐下降。
肺组织HE染色后发现肺泡中大量浸润的嗜酸性粒细胞(下图a),肺组织中有CEA阳性细胞(下图b),CEA免疫染色显示在嗜酸性粒细胞特征的细胞中观察到CEA(下图c和d)。
该病例的具体机制仍需继续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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